摘要：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中，许多国家同时面临着时变的本土传播和境外输入威胁。韩晓祎的合作论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计量框架来监测和量化境外输入风险。基于2020年1月至4月疫情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控制境外输入风险的关键在于对本土传播的有力抑制。

自 2019 年 12 月爆发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已蔓延至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许多国家正经历着多波疫情的冲击，且同时面临着疫情本土传播和境外输入的防控压力。 随着防疫政策的推行，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本土传播和境外输入风险的强度可能会呈现出时间上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如何量化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境外输入风险，以及评估防疫政策的效果？

厦大经济学科韩晓祎副教授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许亦岚副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樊琳琳助理教授，南京审计大学的黄怡、徐旻鸿助理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松副教授合作发表于国际科学界顶级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简称PNAS）的论文，关注如何监测和量化新型冠状病毒的境外输入风险。作者根据2020年1月至4月中国284个城市之间的人口移动大数据和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的航班和新冠病例数据来构建疫情传播的动态网络。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具有时变系数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来刻画城市所面临的本土传播和境外输入风险随着防疫政策的推行所呈现的时间上的变化，并根据相关系数的结构变点来评估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作者还基于2020年1月至4月中国疫情相关数据来量化不同政策情境下新型冠状病毒的境外输入风险。

研究发现，2020年1月至2月，城市内部传播是中国疫情传播的主要机制，而在境外输入构成风险之前，国内传播的所有机制都已经被显著地削弱。2020年3月之后，境外输入病例开始成为中国防疫面临的主要威胁。而本土传播的有效控制配合迅速反应的境外输入管控，使得境外输入病例的传播力在2020年4月就几乎降为零。这些结果表明，中国先控制本土传播以应对境外输入、国内国外“一盘棋”的防疫措施效果显著，本土传播的有效抑制大大削弱了境外输入风险。反事实模拟的结果表明，如果输入病例出现时国内传播尚未得到控制，截至2020年4月底中国的累计确诊病例数将是现实的32倍；如果输入病例出现后国内传播机制恢复到控制前的强度，同期中国的累计病例将是现实的13倍。中国控制境外输入风险的关键在于对本土传播的有力抑制。

该研究为量化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风险以及评估各类防疫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新颖且可行的实证计量建模框架。该模型能够被进一步拓展，以用于监测传染病的动态传播并进行实时风险预警。作者还结合实证和模拟结果对全球抗疫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是与《细胞》（Cell）、《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齐名的世界四大科学名刊之一。

韩晓祎，2014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WISE与经济学院财政系副教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各1项，多篇论文发表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NAS）、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Econometric Theory和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上，主要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