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大双城”，是有其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的：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区域经济一体化，既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也可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最具活力的经济现象之一，也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针对发达经济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早期以关税同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为代表，晚近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区域主义理论，对此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心—外围理论、国际依附理论和综合发展战略理论。当然，学者的研究视角已不再单纯局限于经济层面，而是延伸至制度和政策协调层面。

2011年福建省推动的厦漳泉同城化，以及2018年提出的闽东北和闽西南协同发展区概念，均属于省域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范畴。建设“大双城”是破解福建省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面临的地方行政壁垒多、制度摩擦成本高和政策协调失灵等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

（二）城市化新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网络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城市化出现新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城市圈”或“城市群”（以下出现“城市圈”或“城市群”，视具体语境而定）的涌现，已经逐步取代单一型城市，成为国家或区域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主流空间地域单元。加快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大城市圈在经济资源的集聚、效率和节约发展等方面更具优势，因此人才、资金、技术、信息、品牌、市场等等都往超大城市或大城市圈集聚。大城市圈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内部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和良好的竞争合作关系，构建新的资源要素分配渠道。大城市圈的兴起，都有大城市或超大城市充当中心城市，周边环绕着许多卫星城市，中心城市发挥引领辐射作用，带动卫星城市共同发展，所谓“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能够担纲中心城市角色的，块头或规模都比较大，往往是“巨无霸”，特别是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现在，中心城市、城市群已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平台。

在大城市圈形成过程中，“大湾区经济”成为一种格外引人注目的现象，它聚集了各种可能性的资源要素，尤其是科技、人才等核心竞争要素。世界银行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全球经济总量中的60%，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即“湾区经济”。世界上著名的三大湾区分别为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和东京大湾区。这些大湾区无一不依托于高度发达的枢纽港港口和经济实力雄厚的广阔腹地，成长为“巨无霸”。伴随城市群的壮大，中国经济版图也形成了三大湾区，即粤港澳大湾区、环渤海大湾区和杭州大湾区，2017年这三大湾区的人口规模已大大超过国外的三大湾区，从经济总量看，粤港澳大湾区的GDP短期内有望赶超纽约大湾区，而环渤海、杭州大湾区的GDP均已超过旧金山大湾区（如表1）。

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经验充分表明，传统的省域经济正在向以中心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圈）转变，城市群成为中国新的区域增长极。国家“十三五”规划对全国城市群作了布局，包括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等19个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将撑起中国的未来。早在《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福建省就提出实施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规划，加快推进城市联盟，壮大中心城市综合实力、辐射带动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规划纲要指出，“福州市要充分发挥省会中心城市龙头带动作用”，“厦门市要充分发挥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龙头和示范作用”。

   （三）国内外的实践

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主权国家内的区域整合和融合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做大做强城市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和竞争优势，将经济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大城市或超大城市拥有行政独立权，甚至立法权，这个本身也会增加本地区的自主权，有利于协调内部的一些关系，促进本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

1.国外实践案例：大伦敦郡

大伦敦（郡）（Greater London）于1965年设置，是英格兰下属的一级行政区划，其治下包括英国首都伦敦市（City of London）与周围的32个伦敦自治市（London Boroughs），共33个二级行政区。在最初的行政架构中，大伦敦是一个拥有两个层级的地方政府体系，由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GLC，又称大伦敦委员会）与伦敦市法团（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以及32个自治市议会（ London Borough Councils）共享治权。1986年，大伦敦议会和其他6个大都市郡议会被撒切尔政府废除。废除大伦敦议会后，撒切尔政府建立了各种委员会或联合委员会以接替前者所承担的许多具体事务，市政机构反而由简变繁，如仅伦敦市各机构之间的通讯线路就由原来的44条猛增到500余条。这些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通过非选举方式产生，地方政府明显趋于非政府化，效率低下，激起民众的广泛不满。而且，32个伦敦自治市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地理上的特点，因此很难制定出一项共同的方针政策，区域协调发展步伐受阻。不仅仅大伦敦如此，随着区域层次的议会、政府与规划机构的废除，英国的许多区域几乎没有战略层次的规划和政策，造成区域规划战略上的真空。[1]1997年英国新工党上台执政后，区域层面的管理体制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为了强化区域规划引导，新工党政府通过公决和立法途径，使大伦敦的行政规制得以恢复。根据《1997年郡长辖区法案》（Lieutenancies Act 1997 ），大伦敦被定义为一个“郡”级的行政单位（名誉郡，Ceremonial County）。[2]2000年，大伦敦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GLA）正式宣告成立，由一个直选产生的市长领导，并由一个25人组成的伦敦议会（London Assembly）监督，主要负责规划、制定与执行区域发展战略以及住房、就业、交通、服务业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等相关政策。除了是整个英国的行政中枢所在地，现在大伦敦郡已成为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行政区。2017年人口132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6950亿美元（4.76万亿人民币）。

2.国内实践案例：大武汉市

武昌、汉口和汉阳位于长江、汉江交汇处，隔江鼎立，故称“武汉三镇”。三镇各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且形成各自的特色。武昌（今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之名始于东汉末三国初（221年），现为湖北省委、省政府所在地，是武汉的政治和科教文化中心。汉阳（今汉阳区）之名始于隋大业二年（606年），唐宋元明各朝代，商业手工业兴盛，是中国近代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祥地，现为武汉市的工业中心。汉口（今江汉区、江岸区、硚口区）于明成化十年（1474年）从汉阳析出独立发展，并强势崛起，20世纪初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曾拥有英、德、俄、法、日五国租界，目前是武汉市的经济金融中心。1927年，三镇合为京兆区，定名“武汉”，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首都，三镇首次统一行政建制。但1929年又实行分治，至1949年三镇解放，重新合并为武汉市，结束了各自为政的历史。1959年至1983年，原属孝感、咸宁、黄冈地区的一些县先后划归武汉市管辖，武汉市的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全市下辖13个市辖区，大武汉市的格局基本定型。在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武汉市被定位为与上海、重庆并列的超大城市，将以“复兴大武汉”为目标，致力于打造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的“三个大武汉”，在国家中心城市中扮演重要角色。2017年，武汉常住人口达到1089万人，地区生产总值1.34万亿人民币。

（四）经验借鉴与启示

国内外的城市发展实践为福建省壮大海峡西岸城市群、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提供新颖的思路和有效的借鉴。大湾区是当前城市发展的一种趋势，体现不同中心城市之间的融合，因这些中心城市无法整合成单一城市，只能在大湾区的格局内融合发展，如粤港澳，共有广州、深圳、香港、澳门4个中心城市。由于所处地理位置，闽南、闽东也自然形成两个湾区，但与国内外的“大湾区经济”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主要是规模不大，实力不够，竞争力不强。因此，福建省的当务之急，是把两个中心城市做大做强，先做小湾区，再做大湾区。未来，福建省可以以厦门、福州为双核，形成海西大湾区。

[1] 范恒山、曹文炼：《国外区域经济规划与政策的研究借鉴》，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4页。

[2] 大伦敦郡不包括伦敦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