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去年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主要目标任务如期完成。我国的三大攻坚战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对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政府工作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提到，要清醒看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其中就包括“防范化解金融等领域风险任务依然艰巨”。在今年需要做好的工作中，《政府工作报告》对防风险提出的要求是，“完善金融风险处置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周颖刚 厦门大学金融学博士、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首批国家级青年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领域为资产定价、金融风险、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国金融市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那么，如何深刻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本质、根源及重点领域，并构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本期《金融时报》特别邀请到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批国家级青年人才周颖刚教授。他指出，可以通过隔离风险源，切断经济、金融和社会传导渠道，修正行为和社会传导偏差来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他强调，面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追溯制度和货币本源来实现治本，推进开放、多元的贸易链条与货币战略，实现“在变局中开新局”，有效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金融时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产生严重而深远的影响，也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您是如何从跨学科研究的新视角来考察疫情的传播、治理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之间的相似性？
周颖刚：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中国面临的三大攻坚战之首，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是本世纪最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这中间有一个很好地进行学科交叉研究的切入点。
疫情暴发和传播的基本路径是：病毒可能寄生在天然宿主身上，传染到人身上之后就会引发肺炎，然后通过社会网络（飞沫传播、人与人接触传播等）扩散到人群中就形成疫情。对每个环节具体分析，病毒从宿主传染到人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行为偏差(behaviroal bias)，比如喜欢吃野生动物的人，最终感染了病毒，这就是所谓的行为偏差。新冠病毒通过社会网络传播过程中也有可能产生一些偏差，即社会传导偏差（social transmission bias）。例如，人们该戴口罩的时候却不戴口罩，这就是社会传导偏差。而疫情之所以爆发，本质上还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失衡。
防治新冠肺炎疫情通常有三种方法：一是隔离传播源，也即隔离感染病毒的患者；二是在社会网络中切断传染途径，修正传染偏差，比如强制人们戴口罩；第三个是保护易感人群，特别是有基础病症的人和老年人，让他们尽量减少外出集会。这三个方法基本上都是治标的措施，而治本则需要在前面两个环节里做文章。首先是修正行为偏差，禁食野生动物，以及研发疫苗，切断病毒到人的传导途径。更为重要的是保护环境，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治标和治本两方面要相结合。
根据新冠疫情的发生和防治逻辑来考察系统性金融风险，会发现这两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里面至少有一个风险源，通过一些传播的渠道，包括社会网络、金融网络、经济网络，来传导至整个金融体系。先从2008年的金融海啸说起，我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摩根大通讲席教授杨坚通过信用违约互换的数据，估算出各金融机构间的信用风险传递路径。大型金融机构包括雷曼兄弟、高盛、花旗、摩根大通，还有房利美、房地美等公司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即通过资金的借贷，甚至通过情绪的传播来相互影响。当出现一个传染源雷曼兄弟倒闭，其通过传导途径进而影响其他金融机构，引发了市场上的连锁反应，许多巨型公司都被牵扯其中，这才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这项研究受到欧洲央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中国央行等多个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重视，我们应邀做讲座报告并被《纽约时报》、路透社等几十个国际国内媒体关注报道。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控跟新冠疫情的防治也有类似的地方。首先，隔离传染源，也即风险源；其次，要切断传染途径，第三，要保护容易受到冲击的市场主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治本的措施，追溯到制度和货币因素。就像为了防治新冠疫情，要研发疫苗，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要改进货币制度，在日常工作中，要监控和预警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我们经济金融工作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打赢三大攻坚战的首要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刚才您提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本源是病毒，以及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失衡。而系统性金融风险则存在着制度和货币层面的本源。您能给我们详细分析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制度和货币本源吗？
周颖刚：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曾说过，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正是因为货币超发导致价格上升，才引发了通货膨胀。基于此逻辑，我认为在信用货币制度下，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是由货币因素造成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跟黄金脱钩，从此世界进入了信用货币体系。与之前以黄金作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完全不同， 政府在这个信用货币体系之下的约束变得越来越松弛。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因为美国的低利率，由此催生了很多包括次贷在内的冒险（risk taking）行为。但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将利率下降至零并采取了量化宽松的办法，不仅没有治本，反而大量地释放流动性，暴露出来一系列深刻问题，包括微观的货币和激励扭曲的问题，在宏观方面则出现了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我和中山大学杨子晖教授研究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股市对其他市场的风险溢出不断加强，中国内地金融市场为风险溢出的净输入者，其背后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该研究获得第八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芝加哥数量化联盟学术优胜奖等。
在金融没有完全开放的背景下，历次全球金融危机都没有直接在中国爆发，但表现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中国面临的三大攻坚战之首，系统性金融风险被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成为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分析其制度和货币本源。比如，地方政府通过土地信用和债务影响货币供给。有中国特色的土地信用不仅指土地财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土地出让收入，而且包括土地金融，即把土地拿去银行抵押，获得的贷款金额远远大于土地出让获得的资金量。高企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源，2020年反映到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显性债务达25.66万亿元人民币，不在限额和预算管理计划内但地方政府可能需要承担偿还责任的隐性债务可能更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或致地方政府财政陷入困境，使其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对此，我们测算了疫情对地方财政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并提出应对建议，被有关决策部门采纳。
另外，疫情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造成了较大影响，中小微企业所受冲击尤为严重，要保护这些脆弱的市场主体，也需要从制度和货币本源入手。我们认为应构建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这一研究得到银保监会的肯定，并被付诸实践。2020年3月，厦门市财政局和市金融局设立“中小微企业融资增信基金”，缓解其疫情下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截至2021年4月20日已为近2500户中小微企业发放45亿元的信用贷款，帮助近8万人实现稳定就业，有力支持了厦门市中小微企业的复工复产行动。
放眼全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美联储的无底线量化宽松政策与2008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财政刺激规模在短短一年之内也已经超过5万亿美元, 这加剧了资产价格泡沫化和贫富两极分化。为了规避美元风险，全球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去美元化”浪潮。据美媒统计，截至2020年12月，包括中国、日本、德国在内的全球29国已抛售近万亿美元美债。在这种情况下，美元作为全球货币体系的基础，它的信用究竟还能持续多久？会不会酿成全球大变局？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者和决策层站在百年变局的大视野下来看待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今年3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表示要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业的永恒主题。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接下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应如何在变局当中开新局？
周颖刚：关于全球大变局下中国面临的新形势，可以从2020年和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对比中看出一二。2020年提出的是“保增长防风险等多重目标”，2021年提出的是“完善金融风险处置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工作重心不仅仅注重增长，同时防范风险也十分重要。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金融风险还将进一步累积。
“十四五”期间，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对策则是加快金融开放，以更好地应对这个“逆全球化”的时代。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更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成为一个贸易大国，我们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但是在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领域，我国的开放幅度实际上有所滞后，无法适应实体经济在全球优化配置的要求。通过金融开放来促进改革，就要加快金融领域的开放。2020年4月1日，中国的金融服务行业进入全面开放阶段，这是我们在全球化变局当中的一个对应措施。在变局当中我们要坚持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
另外，“十四五”规划将“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改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稳步”到“稳慎”这一字之差，体现出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同步交织的复杂形势。一方面，美联储实施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极大地削弱了美元的信用基础，使美元作为国际锚货币的地位下降，造就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又一历史“机遇”；另一方面，美国可能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国际结算系统（SWIFT）孤立中国，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重重“挑战”。在此背景下，防范货币危机传导造成的输入型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编制了全球汇率传导指数和人民币国际影响力指数，力图反映全球货币体系变局，我们认为要把握金融开放的“度”，提高金融风险的监督和管理水平。以人民币汇率为例，应稳定人民币汇率及其预期，避免汇率的大起大落（特别是单边趋势性贬值或升值），使之在一个合理区间波动，其下限是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上限是有效缓解对外经济和贸易的压力。同时，要加强各种国际合作，切实扩大人民币的区域影响力。
